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快实施六大重点行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意见》有多个亮点，包括首次提出第一、二、三产业全要素智能化转型发展路径，首次布局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首次提出“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模式，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造性引入科学智能范畴。
与以往人工智能相关文件相比，此次《意见》有何特殊考虑？设置的2027年、2030年、2035年三阶段目标，分别释放了哪些信号？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优势有哪些？
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部人工智能处处长刘枝。
周伯文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国际前沿基础理论研究、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及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研究，曾获我国智能科学最高奖“吴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贡献奖”。刘枝则全程参与《意见》的起草。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处于关键机遇期
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到2025年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中国为何会出现这“十年之变”？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周伯文解释称，当前，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处于关键机遇期。这十年，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步，我国科技战略的演进呈现出由跟跑到并跑甚至局部领跑、由需求牵引到战略主动的跃迁，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国际竞争、国内发展需求、技术革命规律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
从国际上看，2016年以来，国际秩序剧烈变动，高技术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的“战场”，科技创新首先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从国内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在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迫切需求下，在数字技术颠覆性发展和创新要素全球流动的背景下，我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取得系列突破。
记者注意到，仅今年已有多部门针对“人工智能+”密集发声，多地也陆续发布政策措施。当下的时间节点发布《意见》有何特殊意义？
在刘枝看来，相比其他有关文件，《意见》的突破性在于将AI产业从单点技术突破推向系统性产业生态能力建设，即以场景开放为引擎，以应用繁荣为抓手，以要素协同为根基，以安全治理为护航。
周伯文认为，《意见》更加贴合应用，且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有较强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智能形态多元化，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产品不断丰富；智能能力高阶化，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创造的价值不断提升；智能技术体系化，人工智能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像电力一样成为必不可少的基础要素。
《意见》提出，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上述三阶段目标传递和释放了哪些信号？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这些阶段目标能为我国争取到怎样的主动权和发展空间？
刘枝分析称，2027年是《意见》发布后的第二年，此时目标瞄准的是基础夯实，可以起到强基础和补短板的作用。2030年是到“十五五”规划实施结束，此时目标瞄准的是承前启后与逐步崛起，可以起到促升级和提质量的作用。2035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此时目标瞄准的是长远布局与强国战略，可以起到全面发展和引领带动的作用。
“上述三个阶段的目标，立足实际、逐层递进，本质上构建了一套从压力到能力再到实力的转化机制。一方面争取到了发展时间的主动权，用清晰的里程碑对冲逆全球化的冲击风险；另一方面争取到了发展空间的主动权，逐步将纯技术转化为多个产业应用领域的话语权，同时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刘枝说。
提出第一、二、三产业全要素智能化转型发展路径
《意见》首次提出第一、二、三产业全要素智能化转型发展路径。针对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提出具体举措。这背后有何考虑？
刘枝表示，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意见》时，已经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00多种工业品中有20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因此可以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整、发展层次多样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此外，我国还具有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可以强化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并且我国已建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体系，可以提供人才基础保障。
在刘枝看来，《意见》提出全要素智能化转型，即在技术、组织、流程、人才、数据等所有核心要素上都要系统性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穿透性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智能化跃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例如，从微观层面看，工业机器人通过强化学习自主优化操作路径，提升制造业人均产出。农业传感器网络结合气候模型，推动土地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降低用水用地资源消耗。从中观层面看，产业大脑系统将研发-生产-物流的协同周期大大压缩。从宏观层面看，人工智能对全球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度将越来越突出。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已从技术探索阶段快速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意见》还首次提出“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模式。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相较其他国家的核心优势有哪些？
周伯文认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完整产业体系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为AI技术提供了全球最复杂、最多样的试验场，这种场景反哺技术的闭环，使中国AI模型在特定领域的泛化能力领先。
此外，在数据方面，我国数据生产量位居全球前列，且拥有跨行业数据融合、动态场景数据、合规数据流通的优势；在产业生态方面，已形成算力基础设施、行业解决方案、开源生态构建；在算力方面，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形成独特的算力优势；在国际合作上，我国通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与多边机制参与，正在重塑全球AI治理格局。
因此，我国的核心优势并非单一要素的领先，而是政策驱动、场景牵引、数据赋能、生态协同的系统性能力。这种能力在“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框架下进一步放大，使我国在AI产业化速度、跨行业渗透深度、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形成独特竞争力。未来，随着“东数西算”工程深化、量子计算突破和开源生态成熟，这种优势将持续强化，推动中国从应用领跑向技术引领跨越。
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造性引入科学智能范畴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社会上也再度掀起“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何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何以影响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广泛讨论。
《意见》也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造性引入科学智能（AI for Science，简称AI4S）范畴。周伯文告诉记者，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对支撑我国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将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本质上，AI4S是对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和研究者的全面提升，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人工智能可以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很好的工具，已经有学者通过与人工智能对话进行哲学思辨。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应该具有道德，学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人工智能要与人类伦理价值观对齐，也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应该是没有价值判断的纯粹工具，才能保证其稳定性和安全性。让人工智能具有道德可能会比较难实现，如何定义正确的道德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事。”周伯文说。
近年来，有关“人工智能+”的政策力度一直持续加码。当政策红利加速向现实生活渗透，“人工智能+”实实在在走进更多百姓日常，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
刘枝告诉记者，《意见》实施后，行业从业者将进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例如，从产业应用来看，《意见》的发布将带动AI+应用场景开放，拓展应用广度深度；从技术研发来看，《意见》的发布将加速迭代开发，促进产品落地转化；从投资热度来看，《意见》的发布将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提供更丰厚的支持和保障。
另外，普通大众也将享受工作、学习、医疗等多方位的便捷服务。在工作方面，《意见》的发布将促进各类智能助手加速应用，降低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在教育方面，《意见》的发布将促进教育普惠，支持个性化学习；在生活方面，《意见》将推动医疗、康养、文化、旅游等多领域品质的提升。
人工智能对就业、公共服务等的影响已经从未来议题变为当下议题。周伯文建议，要让人工智能真正“向善”并广泛惠及民生，首先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企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直接参与者，有义务促进领域健康发展、惠及民生。
另外，人工智能应用不等于替代人，人工智能的价值不仅是提升效率，更是提升质量。要让人工智能多做创造新价值和提高民生福祉的工作，例如加速科学研究、提高教育水平、加强社会治理等。还要加强人工智能普及教育，提升每个人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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